河源客家的歷史

客家人的形成是個歷史過程。其時間由五代至宋元之間共經四百余年(公元907―1368)。據移民史家和方言專家研究，認為客家先民大規模南遷。

民系的形成和民族的形成大致相同，即須有共同的區域；形成共同的語言(方言)，共同的文化(風俗習慣為表征)和互相認同的族群意識(即共同心理素質)。贛江平原和盆地地區一年可三熟，是重要的農業區，這個區域為客家先民提供了生息繁衍的條件。然而，由于黃巢起義(公元875)江西動亂的擠壓，使大批客家先民被迫越過贛閩、贛粵間隘口向閩西、粵東、粵北轉移。不久，唐亡(907)，時代進入五代時期。

五代十國時期，在閩、粵、贛邊，尤其是汀江流域、梅江流域和東江流域部分地區，形成某種政治上的“真空”地帶，即所謂三不管的地區。這給大批客家先民在這一地區停留、集結和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。對客家人在這一帶形成和繁衍是很有利的。這也是宋代汀州繁榮起來和梅州開始設州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歷史上贛南、閩西南、粵東北即所謂贛、汀、梅三江地區，可說是客家人關鍵的形成腹區，客家先民在這里完成了三件大事：一是以自己先進的漢文化融合(自然同化)了當地的少數民族(瑤畬及越遺裔)，在民系成員的結構上完成了向客家人的轉變。吸收、同化少數民族，集中表現在客家的族譜祖先名字上。

據李默引梅州地方志辦編《客家姓氏淵源》(兩輯)共收梅屬客家68姓的族譜統計，其中有52姓的客家人祖先名字曾出現過郎名或法名。關于這個問題，羅香林先生曾有“畬閥得到客人的贄禮以后，乃依其入境次序給予幾郎幾郎的名號”一說，我看不妥，因為第一，如上所述，客家人有郎名、法名的姓氏占總姓氏的76%；第二，是郎名、法名存在于三至五代人。如果是某種封賜式的，不可能給予那么多姓氏和那么多代數之人。郎名、法名是畬族和瑤族命名的習俗，所以李默先生說：“客家人的先祖與畬族、瑤族有著密切的關系，不言而喻，這反映出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”。

待到明初，漢族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力量都再度顯現出極大的優勢，于是不僅客家人而且受他們同化的畬族等都改用了漢名，成了客家人。這些被同化了的畬族等也作為客家先民的另一支，最后變成了客家人。二是客家方言的形成。客家先民從中原南遷后大都集中在閩粵贛邊的廣大山區，住地閉塞，長期以來與外界交往相對較少，受其他方言影響也相對少，所以他們保留較多的古代漢語特色。客家方言以梅縣話為代表，所以空間上可定位于梅江流域和韓江上游一帶。

另一方面，因與畬族和百越族后裔的交往，所以有些詞匯等也受到苗、瑤語族和侗泰語族的詞語影響，即接受了一些借詞。這樣客家人完成了語音、詞匯、詞序等等的吸收和轉變，又使之適合于古漢語留傳下來的語法結構，形成客家方言，即客家話。三是客家風俗習慣和民系族群自我意識的形成，客家先民定居三江地區以后，除保留傳統的儒家文化外，還吸收其他南方土著民族風俗習慣，形成自己獨特的民俗和文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