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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徽因與梁思成
梁啟超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至關重要，在他身后學界便開始注意對其資料的收集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丁文江為編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征得梁氏信札近萬件，僅梁本人遺札即有兩千余件。遺憾的是，最終入編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的僅七百余封。后來陸續出版的《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》、《康有為與?；蕰?、《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》、《康梁與保皇會──譚良在美國所藏資料匯編》等書中也收入不少梁啟超書札。這些資料零碎觀之雖難獨成新見，但若相互關照印證，或可綴補史實，另辟蹊徑。一條關鍵材料的出現，很可能會點活一批已知材料?！赌祥L街54號梁氏檔案》無疑將為推進梁啟超研究提供新的動力、開創新的境界。
梁啟超書信中，家事占有很大篇幅。雖多瑣碎，卻也可見任公的精神與情懷。一封談及梁思成、林徽因訂婚之事的信函頗能說明問題。1927年秋冬間，梁啟超因患病在津休養，特委托梁啟勛在京主持梁思成、林徽因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