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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套房產，9666.6平米，“房姐”龔愛愛在京房產確切數字的披露，猶如投下一顆“重磅炸彈”。當許多“北漂”還在為方寸棲息之地而奮斗、許多北京戶籍人口家庭還在為孩子的婚房而發愁時，房姐龔愛愛一人的部分房產，卻堪比上百家庭的總和，這叫人情何以堪。
公眾最關心的，無疑是龔愛愛購買這些房產的錢，來源是否合法，有關部門應全面追查，給公眾一個結論。與此同時，人們更需關注“房姐”產生的土壤。正是在這個土壤里，真正深究下去，恐怕還隱藏著更多的“龔愛愛”。
“房姐”產生的土壤，一方面是財富產生的機制。轉型時期，由于相關體制的不完善，財富形成與積聚呈現出其某些獨特之處。例如，資源要素名義上歸全民所有，但實質上其收益權卻被少數人分享。如果公共資源被個別部門、地方甚至行業等少數人占有，必然帶來嚴重的社會不公。
“房姐”的起家之處，就與公共資源的合理收益機制嚴重缺失直接相關。要合法地獲得北京9666.6平米的房產，作為一般人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龔愛愛的途徑就是在與公共資源收益分享中獲得超額的收益。
根據相關報道，龔愛愛的一部分財富，是伴隨著神木這座城市的財富一起擴張的。全球能源格局變化下的神木，其擁有的煤炭資源成為黑黃金。而龔愛愛上任副行長的時間，與其兄弟龔子勝開始斥巨資控股大砭窯煤礦的時間一致。煤炭價格的快速上漲帶來的巨額收益，不能通過有效的機制轉化為全民財富，而是富裕了房姐這樣一群人。這樣的財富積聚，不僅很難獲得道義上的正義；而且很容易形成體制機制性腐敗。
“房姐”龔愛愛產生的體制土壤，另一方面是房產稅的缺位。退一步，即便龔愛愛的收入完全合法，其在北京購買房產也完全合法，但房產稅的缺失，客觀上擴大了貧富分化。在快速增長的北京房地產市場上，龔愛愛的房產投資無疑享受了巨大的收益。但房產稅的缺失，使其房產持有成本幾乎為零，無疑鼓勵了大量富人投資于房地產，客觀上又拉升了一個區域的房價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即便采取行政式的調控方式，恐怕也很難阻止房產的投資涌入。如果真像許多國家那樣，房子越多稅率越高，甚至到別墅收7%，1億元的豪宅，每年要交稅700萬，每個月交60多萬。在這種稅收制度下，若像房姐那樣大量囤房，估計交稅就能交得她破產，她肯定不愿意買那么多房子。
“房姐”產生的體制土壤，還有其他，比如不公開透明的財產制度等。要消除“房姐”現象，關鍵不在于對她這個人如何處理，關鍵在于如何盡快消除這一現象產生的體制根源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十八大提出的盡快完善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共享機制，是消除“房姐”現象的關鍵。其基本目標就是，公平、合理地配置公共資源，其收益不能由少數人所享受；相當多的專家也建議，盡快在試點的基礎上推廣房產稅，使一個擁有近萬平米房產的人，在享受到城鎮化益處的同時，也支付相應的稅收，體現公平與正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