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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大詩人李白寫過一首《嘲魯儒》的詩：“魯叟談五經，白發死章句。問以經濟策，茫如墜煙霧”。嘲諷魯地的讀書人死啃儒家經典，不明經世濟民之策。十八世紀上半頁，中國的巴爾扎克吳敬梓，創作了一個“范進中舉”的故事。主人公范進一生為中舉而奮斗，卻于經濟之道一竅不通。二十世紀初，魯迅先生筆下又出了個孔乙己，窮到靠賒欠酒資度日，靠偷書鉆故紙堆，卻仍然不忘在小孩子面前賣弄“回”字的四種寫法。魯儒、范進和孔乙己，正是封建社會一般知識階層的真實寫照，終日沉醉在尊孔讀經和性理空談中，“潦倒不通庶務”，迂腐窮酸之態，令人可憎而又可憐。“九州生氣恃風雷，萬馬齊喑究可哀。我勸天公重抖擻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。時代呼喚經世濟時之才，陶澍應運在歷史洪流中成為挺立潮頭的弄潮兒。承前啟后建樹頗多1839年6月3日，廣州虎門海灘，隨著林則徐一聲令下，銷煙池內，200多萬斤鴉片升起的烈火濃煙，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。而就在前一天，以清廉能干著稱的改革家陶澍卻累死在兩江總督任上，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，為漫長的中國古代史劃上了句號。應該說，陶澍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卓有成就的改革家，中國近代經濟改革的先驅，是一位標志著封閉的、封建的古老中國走向開放、走向近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。陶澍“少負經世志，尤邃史志輿地之學，所至山川，必登覽形勢，訪察利病”，“研經究史為致用之具”，主張“有實學，斯有實行，有實行，斯有實用”。他明確反對厚古簿今、空談義理，反對逃避現實、迂腐庸朽。他認為經學即是經世之學，只有“經術明”，才能人才蔚起，才能造福國民。他在長期的兩江封疆大吏任上，大力興利除弊，推行多項重大改革，如清除漕弊，倡行海運，整頓鹽務，創設票鹽，治理江河，興修水利，清理財政，改革幣制等等。陶澍的經世致用思想中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，是重視商人，發展商業，提倡農商并重。他在推行改革中，借助商業資本，利用商人力量解決漕糧運輸問題，改官督商運為商人自由運輸來促成票鹽改革。陶澍所進行的改革，雖然只是給沒落中的清王朝注上了一支強心劑，但他上承王夫之，下啟林則徐、魏源、左宗棠、曾國藩，將宋代湖湘學派倡導的致知力行、經世致用的學風一代一代傳了下來，并不斷發揚光大，創立了特色鮮明的湖湘經世學派。其蓋世之功，永遠留在中華史冊上。一片血誠為民除患陶澍在水利建設上取得了很大成績，若干舉措富有開創性。 道光三年正月，陶澍任安徽巡撫。六月，長江大水，安徽瀕江三十余州縣堤圩皆破，田園房屋淹沒。時經三月，消水不及三尺，補種無望，災情慘重。陶澍接連發布《安徽水災布告》，制定切實可行的救災政策，并派出官員到湖廣、四川、江西“購米十萬擔”，減價平糶，還勸捐數十萬金”，救濟災民。同時，親自深入安慶等重災區勘察，動員人民生產自救，重建江壩，保衛田廬。 經過這次水災的慘痛教訓，陶澍深感興修水利是攸關民生的大事，決心籌辦安徽水利。道光五年二月，陶澍向道光皇帝上奏安徽的治水方案。他認為“皖省南介大江，北近黃河，西引長淮，東潴湖澤，低洼之處，最易受淹”。主張提高洪澤湖的蓄水量。認為“洪澤一湖，必藉淮源旺盛，方資收蓄敵黃，自應多方導引，以助其勢”。而“壽州境之城西湖，鳳臺縣境之焦崗湖，鳳陽縣境之花源湖，均可抽溝入淮”。另一方面，他還主張在淮河兩岸筑堤束水，并提出了“民辦官助”修水利的辦法。 陶澍的治水方案，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贊賞和批準。于是，他便及時督飭各州、縣組織力量，大興水利。除“治壽州城西湖、鳳臺焦崗湖、鳳陽花源湖，又懷遠新漲沙洲阻水，并開引河，導之入淮。淮水所經，勸民修堤束水”之外，還在沿長江各縣計畝出夫，修筑堤防，保障農田。驗收之后，陶澍對為修堤出大力人員記功，對捐巨款紳士送匾獎勵，大大調動了各地吏民興修水利的積極性。接著，他又督飭“各縣設豐備倉于鄉村，令民秋收后量力分捐，不經吏役，不減糶，不出易，不假貸，歲歉備賑，樂歲再捐”，為日后興修水利籌儲資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