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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“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”。
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：知西來大勢，識外國文明，想效法自強，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。
美國人的評價是：以文人來說，他是卓越的；以軍人來說，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；以從政來說，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；以一個外交家來說，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。
李鴻章盡力維護中國的利益，洋務圖強，然而無法改變中國落后的現實。對于不平等條約的簽訂，他曾據理力爭，然而無奈國家羸弱，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。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。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，如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，最終不割地而平息事件；在甲午戰爭處于不利情況時曾主動用最小代價來達成和解等，都是他衛國有利的一面。
但后人也多詬病李鴻章曾作出的錯誤決策。如過于避戰和重視海防而愿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；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簽訂的《中日天津會議專條》，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朝鮮的權利；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指揮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；中法戰爭勝利后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。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制于各種客觀條件，但他依然要為這些事件的誤國行為承擔很重的責任。另外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，他殺人過多。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整體評價。洋務運動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，也讓他的功勞并不顯著。
